“白天收到通知，晚上就限电停产”，近日，十几个省份为了完成控制能源消耗的年度目标，对省份内的企业实施停工停产。为什么要实施限电停产？除了控制年度的能源消耗，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？

虽然如今，太阳能发电、风能发电等发电形式多样，但我国目前还是以火力发电为主。我国是人口大国，对煤炭的需求量大是一个铁铮铮的事实。

煤炭的使用量从2006年28.6亿吨标准煤增长到2020年49.8亿吨标准煤，在这十四年间几乎增长了一倍。

而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信息，2021年的1月到8月全国用电量累计54704亿千瓦时，同比增长13.8%，一、二、三产业的用电量都同比增长。

现在，随着煤炭价格暴涨，我国经济的运行成本整体上升；用电量的增长，也使得能源供应紧张。除此之外，根据政府披露的信息，限电停产也是为了实现2030年的碳达峰目标。

“碳达峰”是指在2030年后，二氧化碳的排放在到达最高点之后，排放量逐步下降。而“碳中和”指的是指群体或是个人直接或间接生产出多少温室气体，通过节能减排、植树等形式来抵消，实现零排放。这两个概念都是为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向全面绿色转型。

在这两个概念下，国家严格控制能源的消耗，推出“能耗双控”的举措。“能耗双控”是指对能源的消费强度和总量都进行控制完善。简单来说，各地有不同的能耗增量控制目标，政府要管控当地的年度能源消耗量不超过这个目标。

而为了完成年度能源消耗目标，地方政府就要升级管控措施。地方政府通过限制高耗能的企业用电的总量，限制用电时段，提高电价等方式去促进能耗的减排。一些地方甚至画出标准线，控制能源的用量。诸如，云南政府要求工业硅、黄磷减产90%,水泥产量压缩80%以上等等。

而由于今年疫情好转，国内复工复产，江苏、广东、浙江等10个省份上半年的能源消耗早早就超过预警，政府便只能通过下半年的限电停产来管控。

除了完成年度能源消耗目标，其实限电停产背后还涉及到一场大国博弈的金融战。

目前中国由于疫情控制得当，快速实现复工复产，于是国外的订单便源源不断地回流到中国。看似是一片大好的趋势。其实不然，由于国内生产的原材料几乎依赖进口，当需求增加时，原材料的价格也是水涨船高。

中秋节前，限电停产的通知已下，却出现原料价格不跌反涨的现象。高耗能产业首当其冲，钢铁、水泥、铝价等产品的价格也创新高。

你可能会想，出口时提高制成品的价格，也能赚到钱。但现实是，越多的企业想着分一杯羹，加入进来，随着生产的产品数量暴涨，到了出口时却供过于求，竞相杀价，最终价格跌落下来，谁也挣不到钱。

更严重的后果是，当全球产能恢复，市场上出现更加便宜的原材料和商品，中国的成品就失去竞争力，只能低价甩出，血本无归，甚至是面临破产的风险。

除此之外，国际资本趁着全球疫情，疯狂印钞，哄抬原材料的价格，试图把上游的通胀转嫁别国。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进口国。目前美国国内通膨压力大，如果美国大量进口我们的廉价商品，等同于蚕食中国企业的利润，来帮其降低通胀压力。

疫情期间也有部分企业粗放式地扩张，盲目地扩大生产，想着依靠低效产能，获得低廉的成本优势，赚一波快钱，这其实是扰乱市场的供需关系，更不利于中国企业对外的产品议价。

我国推行限电停产能引导企业对外涨价，通过减产使原材料价格稳定下来，降低企业的采购成本，提升销售价格，从而不让美国转嫁其通胀压力，保护中国企业。

推行限电停产，从国家层面来看，既是是为了完成碳达峰的目标，持续推动我国产业升级，产能优化，走可持续发展道路。另一方面是保护中国的企业在出口时的利益不被蚕食。

通知下达后，企业停工停产，倒逼企业谨慎接收订单，切勿着眼于蝇头小利，盲目扩大产能；又能推动企业的优胜劣汰，推动企业进行产业升级，倒逼落后产能，实现经济转型。

转型避免不了要经历阵痛。与其等到疫情过后，其他产能复苏，还不如企业把握主动权，主动转变生产方式。

然而，推行限电停产在执行层面，方式方法还有待改进，不能采用“一刀切”“简单化”等做法。限电停产的通知下达后，一些省份通知不到位，不给企业缓冲时间，直接断电，使得部分企业可能面临到期交不了货，违约的风险。

限电停产，推动能耗双控势在必行。政府也要做好引导工作，同时借助资本市场进行整合，帮助企业转型升级。